对投诉和答辩，他们却打时间差抢了我们的地盘。”翔维城负责人曾维滔说，“我们发现情况后立即向福田城管局反映，希望政府出面将他们清除出去，可政府却无能为力。”
“如果按照思维定式，政府似乎应该对绿色先锋采取行动，但现在讲依法行政，政府的行为也得合法。”何忠伟说，“福田城管局就此咨询了法律顾问，得到的答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绿色先锋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不好进行干预。”
“一个无情的事实是，600个试点社区，300个被侵占，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贸然履标，肯定血本无归。”曾维滔表示，无奈之下，翔维城拿到中标通知却只能压下不动，不敢与政府签订相关协议。
对于上述情形，绿色先锋项目执行总监钟志荣表示，绿色先锋早在招标前就开始布桶，所谓“福田300多个桶”，大多就是在招标前就已布下，不存在打时间差的问题，而且只有200多个。
“无论绿色先锋有没有打时间差，客观上它占有了600个试点社区中的300多个，让中标企业无法履标，福田区整个废旧织物回收试点陷于停顿，城管局进退维谷。”何忠伟感叹，转眼到了6月份，半年时间即将过去，僵局依旧。“如果说绿色先锋的行为不违
三方 说法
企业：请告诉我什么不能做
根据基础数据测算，深圳市年产废旧织物在10万吨左右。现有废旧织物回收企业四家，在全市投放回收桶，升东华大约700个，绿色先锋1200个，翔维城和嘉艺华都在100个左右，总投放量在2100个上下。据企业相关人员测算，每只桶根据淡、旺季和承载量、投放时间的不同，月均回收量应不低于100公斤，年回收总量应该在1吨左右，2100个桶的年回收总量应不低于2000吨，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但企业却都在叫苦。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升东华在平湖拥有3000多平米的分捡和清洗消毒车间，在陆河有占地百亩的废旧织物资源化处理工厂，具有年产纱线7000多吨、手套300万打的生产能力，是深圳惟一拥有废旧织物完整生产链条的企业。
“但我投资深圳8年多来一直在亏损，因为量一直做不上去。”升东华总经理温达升告诉记者，废旧衣物利润非常微薄，无论出口还是资源化处理，批量大才有利润空间，目前这点量只能赔钱。
温达升打个比方，现在升东华每月回收量大约在130吨上下，假如能扩大10倍，就可实现赢利。“这些年最头疼的是经常发生回收桶被砸、衣物被盗情况，报案多次从未有过破案，希望政府关注这一情况。”温达升表示，更渴望政府加强监管，规范废旧衣物回收市场。
绿色先锋也拥有数百平米的分捡和消毒车间，公司总经理骆桂军介绍，其1200个分布全市各地的回收桶，旺季每月可回收500多吨，淡季也就四五十吨。除了质料最好的进行捐赠，部分给有资质的企业出口非洲，其余的送往广西梧州合作厂家进行资源化处理。“我们一直在开发数字化智能化的回收桶，但最头痛的事，是物业虽然欢迎摆桶，却没法提供电源和网络，由企业自己去接线成本太大。”谈到监管问题，骆桂军说，在国家相关政策尚不明晰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可明确告诉企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市分类中心：无章可循监管难
“城管部门在废旧织物回收推进上所面临的尴尬，岂止是面对绿色先锋的无奈？”市分类中心副主任王芙蓉向记者感叹，“比如要进哪个小区投放废旧织物回收箱，政府说了不算，得物业和业委会点头才行，他们可以让你进，也可以不让你进。”
“废旧织物回收要建立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找到赢利模式，但目前这一点还比较模糊。”王芙蓉说，特别是国家不再对棉花进行统购统销，棉花的市场价格很低，这样一来，为了打开销路，废旧织物再生产品的价格就比棉花还低，这些对废旧织物产业链形成都是潜在威胁。
“监管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比如深圳现有的四家企业，分类中心并不掌握其回收旧衣的去向，问过一些企业，说质料较好的捐民政了，不好的资源化处理了，但要他们拿出单据证明，却拿不出来。”王芙蓉说，如果监管不到位，这些回收的旧衣可能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