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是一次性使用，没有考虑到可回收性，回收渠道不健全，回收效率和价值比较低。塑料产品用完后，会采取丢弃或者掩埋的方式处理，对环境造成危害。
为此，今年的塑料新政提出了建立健全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有力有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
“与之前相比，新限塑令的进步在于，着眼于整体塑料循环产业链的构建。提出了构建塑料回收管理体系和步骤，从不同的层面上发力，比如规范企业的生产，健全垃圾回收体系等。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科技研发方面也有了比较全面的框架和体系规划。”蒋南青此前撰文称。
蒋南青在2018年9月离开联合国环境署，进入塑料再生行业。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塑料新政属于指导性的意见，各地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政策。她建议，要落实生产者责任制，“生产企业要负责塑料的弃置、报废，不能只让回收企业掏钱去做。”她举例，欧盟为再生资源建立了独立回收体系，体系的运营费用由生产商和市政一起承担，生产者不仅包括可口可乐、雀巢这样的品牌商，也包括塑料产业上游的化工企业。
2019年5月，“欧盟版禁塑令”正式生效，规定到2021年将禁止使用有替代品的一次性塑料产品，例如塑料吸管、一次性餐具、棉签等，而成员国需要在2029年之前实现回收90%饮料瓶的目标。并且欧盟还全面禁止了氧化式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和使用。欧盟塑料法案也要求企业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垃圾管理和污染治理承担经济责任。
回收体系的脆弱，一直是中国塑料垃圾顽疾的症结之一。“资源回收利用出台过明确规划，指明如何解决塑料回收利用难题，但一直就没有很好的落地方案。” 蒋南青说。
2017年禁止
废塑料进口后，国内塑料回收体系进行了一轮洗牌，面临着回收体系重建难题。蒋南青介绍，塑料产业最上游的原材料——原油价格非常低，最近每桶价格是20多美元，随着中国石化产能不断扩张，原生塑料越来越便宜。相比之下，由于旧塑料回收成本高，再生塑料比原生塑料还要贵，很少人会选择回收塑料袋等产品，导致难以建立回收体系。
“新政意义重大，但在实操层面上能有多大效力，还要再观察。”唐大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业内环保组织和专家学者更关注和期待配套政策。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经过了旧版限塑令的12年曲折探路，落实新限塑令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不能再重复完全依靠消费者“自觉”或超市“有偿使用”的简单治理思维。缺少相关制度配套，单纯依赖采取“经济杠杆”进行调控，而不打通限塑链条的全部环节，永远解不开越限越多的死结。
蒋建国认为，塑料垃圾治理还要从源头控制，先理顺哪些企业在生产超薄塑料袋，是正规企业还是小作坊，“像以前整治地条钢一样，只有把非法地条钢生产企业抓住，才可以切断流通渠道。”
可替代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甚至有人担心，会出现用一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