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当地百姓的保护动力
两年前，全球环境研究所在进行社区参与保护的工作时，在玉树毛庄乡开展了一个实验性项目。彭奎表示，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为草原乡村生活垃圾处理探索出一个示范化的流程，教育当地百姓如何清理、分类、转运垃圾，并与当地政府机构对接最终的处理环节。 比如，要求毛庄乡在各种大型活动期间以及在学校定期开展环境教育，组建乡环保队伍，由成员们定期在固定的几条流域内清理、收集垃圾，集中进行分类和回收等。项目团队还在为村民制作垃圾清理、分类、回收的操作手册。 这种从内部发掘当地百姓保护动力，使其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做法是比较有效的。曲麻莱县就是一个案例。
现任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曲麻莱县管理处资源管理局局长的尕塔，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环保卫士”。他从2010年任曲麻河乡党委书记时期，就开始探索一套垃圾解决方案。他认为，解决垃圾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在源头实现减量。所以，他分别从科学和宗教两个层面对当地百姓进行教育，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对垃圾食品的消费。他在三个村各自成立了环保协会，指导村民们按照资源垃圾、大型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垃圾等种类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填埋。每月会组织100人左右的马队、200人左右的摩托车队开展巡山清理垃圾。生态管护员每15天在公路沿线清理一次垃圾，每次30公里左右。
让杨大荣记忆颇深的，是一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聘请的生态管护员索南达杰。他的家单村独户，离村公所和乡政府有60多公里。每星期他都要在管辖的寻护地段巡查1~2次，每次步行80多公里，常常是一个人在零下10至零下20多摄氏度的荒郊野外露宿。2017年，他顺着金沙江边，沿路捡回了40多公斤塑料、罐头瓶等垃圾，背了整整三天，才交到乡政府垃圾处理站。此外，尕塔组建了“54321”的系统化机制来用以保障各种环保措施的严格执行。县有监督员、乡有指导员、村有大队长、社有中队长、组有小队长，层层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为了可以发挥不同群体的作用，他还在曲麻河乡各村组建了党员生态管护组、民兵生态管护组、妇女生态管护组、僧尼生态管护组4个小组；建立生态管护员摩托车队、马队和小车队；在每个村设置两户党员生态中心户；还有一支生态管护员大自然摄影队。
总之，让人人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是为了提高当地百姓的环保积极性和责任意识。几年下来，曲麻莱县的垃圾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但是，老百姓自发的保护行动几乎是不计代价的，其间产生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绝大部分是由他们自己承担。尕塔坦言，政府能够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当地也几乎得不到外部资源的资助，垃圾回收变现严重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曲麻莱县当地的百姓尝试建立了一家绿色驿站，用于回收、转运村民的垃圾。它的特色在于，村民们交到驿站的废品类型都有明码标价，收入的70%可以在驿站的绿色超市换回日常消费品，剩下的30%可以获取现金。尕塔非常希望，这套实践证明有效的处理模式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在其他县乡进行推广。
垃圾治理不分你我
相比之下， 绿色江河探索的是另一条能与外部资源产生连接的路径。青藏公路是西藏道路运输的大动脉，数万货运车辆和旅行车辆都会行驶在这条道路上，并且留下随意丢弃的垃圾。2016年起，绿色江河与青海省政府合作，选择在青藏公路沿线建立垃圾回收站“青藏绿色驿站”，目前为止，这类驿站已经运行了五个。 驿站的模式，是由政府投资建设，民间机构负责管理运行。杨欣表示，垃圾处理必须首先拉动政府的积极性。
目前，“绿色驿站”一方面可以提供沿途车辆、司机短暂休息的空间，免费获取卫生间、热水、网络及充电服务。另一方面，鼓励司机和游客将产生甚至是主动拾到的垃圾留在“绿色驿站”里。生活在“绿色驿站”周围的农牧民，也可以把家中垃圾送到那里以换取生活用品。 驿站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青藏高原地区的货运是典型的单向运输，大部分离开西藏自治区的货车，都不会运载什么货物。因此，“绿色驿站”借助这部分被闲置的运输资源，鼓励司机们回程时带走一些需要转运的垃圾，送往城市集中处理。
杨欣提到，当地垃圾处理的难点是持续的资金支持不足，想要运行好这种模式，必须让“绿色驿站”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这样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