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由于水污染严重，当地的井从100米打到了300、500米。稍微有点钱的文安人就不再饮用井水，而是购买桶装水饮用。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肝功能异常的文安人多年无人能通过参军入伍的体检。
相较发达国家的回收业的集中化，中国的回收产业非常分散。在多数发达国家，垃圾回收、处理已经形成一条集中的产业链。获得资质的大企业垄断了包括回收、分类、处理、再利用的所有环节。
构成中国回收体系的则是400万非正式劳动力所组成的零散化网络。从回收（拾荒）、分类、到处理，自我雇佣者、家庭作坊插足了每一个环节。
福州仓山区吴凤村的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有几间破砖瓦房被当成了废旧塑料作坊。/ 视觉中国
中国获得电子垃圾处理资质的企业只有100多家；但仅仅一个人口40万的文安县，就有20000家塑料再生厂。
小作坊补充了中国支离破碎的回收体系，然而他们也要为环境问题附上很大一部分责任。
小生产者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保障生产过程的无害化，个体化的生产方式也为政府的监管带来了困难。
家庭作坊隐蔽性高，迁移成本低，政府往往屡禁不止：风声紧时歇业两天，等风头过去后又恢复生产。在贵屿，尽管政府加大了对电子垃圾拆解作坊的督查力度，但小作坊仍然能够顶风作案。
其实，依赖废品回收的地方政府也并没有动力认真监管、治理污染。
高度专业化的废品回收在一些地区往往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下重手治理往往等于是政府自断财路。因此，尽管污染严重，但若是缺少来自上级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会对相关产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污染采取放任的态度。“一有人来检查，上面都有人通风报信，经营户之间互相知会停工，躲避检查。”
2016年9月，深圳，李宏彪参与破获一起走私洋垃圾案，共计441吨衣服。/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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