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着电动三轮车的老郑，穿着一身旧衣服，边摇铃铛，边吆喝，看起来和普通收废品大爷并无区别。在废品回收行业，五十九岁的年纪不算大，但这份工作老郑干了近二十年，是名副其实的“老人”。
在老郑看来，收废品是一门大学问，除了能吃苦，不怕脏，更重要的是脑子要灵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得聪明点才能挣到钱。沪漂二十年来，靠着收废品，老郑不仅养活了一双儿女，供女儿读了大学，帮儿子娶上媳妇，还在河南农村老家盖了房子，在县城买了两套房，老郑说:“知足了”。
老郑最早来上海是一九九五年。乘着改革的东风，头脑灵活的老郑便从河南老家来到上海卖炒花生，推着小板车在上海农村走街串巷的叫卖。
之所以选择卖炒花生，老郑自有道理。当时老家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花生，不仅量大，而且价格也便宜，他挨家挨户把花生收购了运到上海，解决了货源的问题。
在上海，老郑和老婆租了一间民房，两人分工合作，老郑负责推着小车到松江的村里叫卖，老婆则负责炒花生，据老郑回忆：用大油桶做的炒锅，每天要炒两大锅。
那会炒花生一斤卖四五毛，生意好时，一天能卖两百斤，赚二三十块钱，扣除吃喝拉撒睡的生活成本，一天也能攒二十块。这与在老家种地相比，强太多了，来上海之前，老郑辛辛苦苦的种一年地，也就赚一千多，合计下来，每天收入也就五块钱。
当然，现在看来二十块钱并不多，只够买一份沙县豪华套餐饭，但那时的钱“厚”，猪肉一斤才两块多钱，老郑吃一顿快餐只花一块钱。按老郑的赚钱速度，他一年攒五千应该不成问题，坚持干两年就能成为万元户了。
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一日，老郑像往常一样推着小货车叫卖，货还没卖出多少，便被几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叫住了。老郑以为他们要买花生，笑呵呵的招呼对方。但对方并没有理会，出示证件之后，盘问了老郑一番。
老郑这时才明白，他们是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自己贩卖花生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政府规定。之后，工作人员把老郑连同货物一起带走。经过一番教育，外加一百罚款，才把老郑放走。临走前，老郑想要回小推车和货物，但并没有成功。
老郑这才意识到自己贩卖炒花生属于“违法”行为。回家的路上，老郑很沮丧，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做了“违法”的事，他把这一切归咎于运气，是运气不好才被抓的。
一百的罚款让老郑心疼不已，但最让老郑心疼的，是“做案工具”和被没收的一车货物。两百斤左右的花生、一个小推车，值两百块钱，外加一百块钱的罚款，老郑半个月就白忙活了。
因为在上海贩卖炒花生的收入比在老家种地的收入高，即使除去“运气不好”被抓而遭受的“损失”，收入仍然客观。所以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老郑第二天便又重新搞了辆小推车，继续卖炒花生，而且，为了弥补被抓而产生的损失，他干得更加卖力。
老郑心里明白，在老家种地，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忙活，顶多也就吃个饱饭，不如上海干几个月赚的多，因此不管多难他都不会放弃。再说了，出来要是不混出点样子来，过年回家也没脸。
那时的老郑就像老鼠一样，最怕的是“政府”这只猫。在老郑眼里，只要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不管是警察、市场监督执法人员，并没有啥区别，都叫“政府”。回想起第一次被“政府”抓走时的场景，老郑觉得自己特傻，守着一车货不懂得跑，最后连人和货都被带走了。
后来，老郑学聪明了，为了减少损失，把原来一整车的炒花生变成了半车，这样一来，碰到“政府”的抓捕行动，他就不再傻傻的守着货，能躲就躲，躲不掉干脆货扔掉小推车，跑为上策。
02
时间一转眼来到一九九八年，这一年，马化腾正式成立腾讯公司，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创业和下海经商成为潮流。而此时的老郑，也在谋划着一件大事。
在上海松江卖了三年炒花生，老郑攒了一万多块钱。九十年代的万元户，在上海都算得上“中产”了，在村里自然是独一户。亲戚朋友们知道老郑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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